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轮值会长@贵州醇枝江青酒朱伟 ，在上任首月的商会工作月度汇报中，便将“贵州好酒”ip化提上了日程——贵州酒旅融合项目和新华网《贵州好酒》超级访谈栏目。
贵州作为名副其实的名酒之乡，大大小小数百家酒厂，都有着成熟的酿造工艺，在贵州产区优势的加持下，“贵州八大名酒”也曾闻名遐迩。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可谓“酒香也怕巷子深”，只有好产品，没有响亮的品牌，好酒也会落得无人问津的下场。
从朱伟的高立意、高格调的宏图中能明确感知到——贵州酒企要开始寻求真正的行业破局了。
不过，品牌发展不是一朝一夕，而白酒“烧钱”式营销也是行业共识。“贵州好酒”要真正走出贵州、走向全国，所需的营销费用从何而来？
朱伟作为贵州青酒的董事长，但也是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的轮值会长，他向行业表态：以上所有项目涉及到费用支出的，一律采取市场化的“费用自筹”模式，不占用商会有限的财务资源，有一些不适合市场化、商业化的活动，由贵州青酒代垫所有费用，待商会将来有额外创收时再予归还，如果不能实现创收，就作为我们的公益赞助。
的确，除了战略远见，还得有人站出来付出，否则都是纸上谈兵。朱伟便是领头羊、投资者，他在投资贵州好酒ip，贵州酒企重振活力后，才具备可持续营销的能力。可见朱伟先生清晰活跃的市场预见性和敢于带头变革的魄力，格局之开阔令人拜服。
18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为了开发新的殖民地——蛮荒的澳洲，决定将监狱里服刑的囚犯运往澳洲。
这样，既解决了英伦三岛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开发送去丰富的劳动力，可谓一举两得的高明做法。
1788 年，第一批犯人被“倾倒”在广袤荒凉的澳洲土地上。
当时，运送犯人的船运工作交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按照装船的犯人人数支付运费。
可现实不尽人意：
船主们为了牟取暴利，用设施简陋、破旧的老式货船，船上的卫生和饮食条件极差，导致犯人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一旦船只离开海岸，船主们按照人头数拿到政府的钱，这些犯人能否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他们就不管不顾了。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犯人船》一书记载：1790 年到1792年间，私人船主共运送4082 名犯人到澳洲，死亡 498 人，死亡率达 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尤为恶劣，424 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37%，超过1/3，没死的也大多奄奄一息。
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也关系到社会良知的存亡，引来社会舆论的愤怒声讨。
许多社会贤达在报纸上严词挞伐，要求彻查无良的船主，要求彻查渎职的官员。
有人提出，船主们如此凌虐、盘剥犯人，“从蚊子腿上剥肉”，是因为运费不够。提高运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英国政府觉得有道理，将运费加倍，但情况并无任何好转。
无奈，英国政府每一艘船上派遣一名监督官员，外加一名随船医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
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不但没有下降，许多监督官员和随船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事后调查发现：当随船的官员和医生亲眼目睹犯人在船上的悲惨遭遇，凡有一点点良知，都不禁义愤填膺，准备回国后向政府如实报告，揭露这“黑暗的一幕”。
而船主们为了堵他们的嘴，往往重金贿赂。
坚持原则的官员和医生不肯就范，便被污蔑患了传染病，扔到大海里喂鲨鱼，尸骨无存。
英国政府没辙了，把船主们召集起来开会，进行“思想教育”，劝诫他们珍惜生命，不要把金钱看得比人命还重要，要理解送犯人到澳洲开发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
但这些船主置若罔闻，情况没有丝毫改变，犯人的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
“犯人船”的事情，让当时的英国政府伤透了脑筋，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解决。
终于，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位英国议员提出：问题出在制度上，制度有问题，怎么执行都走样，加强监管也没用。
改变付费制度：支付的运费，不能以在英国上船犯人数来计算，而应以澳洲到岸的犯人数来计算。
不管在英国装载了多少犯人，到澳洲下船的时候再清点人数，给付运费。
英国政府恍然大悟。
新的“到付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
船主们主动完善船上的生活设施，主动改善犯人的卫生和饮食条件，主动请医生跟船，尽可能地保证每一个上船的犯人都活着抵达澳洲。
因为每死一名犯人，就意味着损失一份不菲的收入。
1793年1月，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照到岸犯人数来支付运费的航程，422名犯人，只有1人死于途中。
同样的船，同样的船主，同样的运费，同样是运送犯人，不同的制度却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原来的“魔鬼”，如今变“天使”。
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船主们，政府的硬性规定、强力监管和道德说教都不灵光；只是稍稍改变一下付费制度，一切都迎刃而解。
这便是好的制度，可以实现“无为而治”的历史明证。
说到制度的自动运行，有些人可能有疑惑：讲故事容易，现实中好的制度真的可以让人“无为而治”吗？
是的，在中国，有些制度的创新，不是那些高谈阔论的专家学者，而是在艰难中探索生存之道的农民，比如冒死包产到户、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又如创立五瓣公章创新乡村财务监管制度的贵州锦屏县圭叶村村民。
其实，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要想达到“无为而治”，不是靠“执行力”，而是靠精巧、灵动、自运行的管理制度设计。
北大教授戴天宇所著的《无为而治》一书，用浅显的语言、严谨的论证、大量作者亲身设计并成功应用于管理实践的制度设计案例有力证明了：经过科学设计的管理制度，是可以自动运行的。
很多人说《无为而治》写得接地气。
所谓人性化管理，不是领导嘘寒问暖、搞搞团建什么的就算。首先要正视人性，根据正常人类的正常需求设计制度，使制度能够自动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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